欧宝电竞欧宝电竞欧宝电竞欧宝电竞欧宝电竞近代体育在杭州的发展，与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及人文历史密切相关，如绕西湖的“最美环湖跑”、“弄潮儿”横渡钱塘江，以及“体育场路”的由来等。
云居山顶，原圣水寺旧址附近，现革命烈士纪念碑东北侧，与城隍山相连的山道旁崖壁上，有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的一处纪念石刻，名为“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
该石刻正文为“中华元年，浙江体育会成立。圣水寺僧大休捐山地，王君湘泉赠山岩供摩崖用。因题四字，以志不忘。永康吕公望记，宁海叶颂清书。”右侧有“云山万古”四个大字，下有“逸趣”，左有“贞固”等刻字。
这面1912年的石刻，是辛亥革命元老吕公望、叶颂清、沈钧儒等人所辟。刻石不光是为了当时成立的“浙江体育会”，更重要的是纪念徐锡麟、秋瑾等辛亥革命先烈，继承和发展他们未竟的事业。
1905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陶成章在绍兴中学堂创办“体育会”，接着办大通学堂，设“体操专修科”，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
后来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接办“大通体育会”，并以“体育会”名义组织光复军，培养革命干部。秋瑾曾在离石刻不远的吴山上，与徐锡麟秘密策划武装起义，并作诗《登吴山》：“老树扶疏夕照红，石台高耸近天风。茫茫浩气连江海，一半青山是越中。”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缅怀牺牲的徐锡麟和秋瑾，原光复会成员及革命志士，在云居山巅刻石为纪。在成立“浙江体育会”的同时，开办了“浙江体育学校”，这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早成立的体育会和体育学校。
浙江体育会和体育学校成立之初，其主要负责人均由当时浙省军政要人担任，如浙军第六师师长吕公望任体育会会长兼体校校长；第十二旅旅长叶颂清任体育会副会长；省议会副议长沈钧儒任体校校董等。
体校创建之时，中国正经历剧烈变革，百废待兴，而国际社会风云突变，弱肉强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中国想要在列强环伺下立足与自强，就必须培养一批具有体育技能与文化知识的青年，才能使国家有自卫和复兴的能力。
该校以“勤静敬奋”四字为教训，校歌为：“竞争世界武装和平，弱亡强者胜，生死存亡，一发千钧。青年责任，远追希腊，近师普鲁，铁血铸精神。愿吾同学，勤静敬奋，遵守我校训！”
1916年，校长吕公望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后，浙江体育学校已有很大名气，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纷纷投考该校。校址最初在普安街（现所巷附近），1921年迁至板儿巷，并改名为“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后又迁至羊市街，最后搬至城隍山。
从“浙江体育学校”到“浙江体育专门学校”的20多年间，该校招收了29期学员，共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大多数到全国各地从事中小学校的体育教育工作，也有一些服务于军警界，后来成为高级将领的汤恩伯、陈诚就是该校第六期的毕业生。
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停办于1933年，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其在体育方面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教师和军人，学校还培养出不少优秀的运动员，如1922年学生周剑飞等人组织的“一字”篮球队，曾名扬江浙两省；1930年在杭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代表浙江参加游泳比赛，次年第二届浙江省运动会上，又获十项全能冠军的张绳宽，也是该校的学生。
浙江体育会和教育厅在1916年和1918年在杭州分别举办过两次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的联合运动会，后因时局动荡、军阀战乱，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的1929年至1930年间，杭州才连续举办了民国期间影响力最大的3个大会，依次为首届西湖博览会、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30年4月1日至11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是当时这座城市所举办过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由此杭州还诞生了一条干道，即体育场路。
新中国成立前的全国运动会，创始于清宣统二年（1910），首届全运会举办于南京，第二、三届分别于1914、1924年在北京及武昌举办。因当时国人尚缺少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经验，因此这三届全运会的组织、裁判等工作，大多由外国人担任。
而1930年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其筹备、组织和裁判等均由国人自主负责，一扫前三届全运会上洋人到处颐指气使，让国人深感屈辱的境况。
本来第四届全运会是定于广州召开的，后元老、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趁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会之际，力请继续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第四届全运会，促使这三次历史性的大会均于1929年至1930年间在杭州召开。
当时国民政府对第四届全运会非常重视，首先这是北伐胜利后新政府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具有促进全民体育运动发展，增强体魄，提振民族精神的意义。其次，为同年5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选拔优秀参赛选手，以期为国争光，洗刷“东亚病夫”耻辱。这“远东运动会”就是“亚运会”的前身。
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设于马坡巷省自治专修学校内。大会筹备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供体育竞赛场地及设施。杭州最早用于现代体育竞赛的场地，是1906年金衙庄原浙江武备学堂操演场改建的田径比赛场。1919年，杭州第一个公众体育场在湖滨路与南山路交接处建成，有小型足球场、跳高跳远沙坑、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
从上世纪20至30年代，杭州各个大中学校，如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校、杭州高级中学、弘道女中、安定中学等也陆续建有各类运动场地。然而，以上这些都不能满足像全运会这样大规模的比赛要求。
这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完全依照远东运动会的标准来设定，并力求所有运动项目均在同一会场内举行，要满足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杭州是很难的。
筹备处最初拟选位于笕桥的大操场，即后来的中央航校及笕桥机场，但因离市区太远，交通不便而放弃。后选定梅东高桥的大营盘，此地原是浙军第六师工兵营营地，后为保安队第三团团部。经协商，将该营地西面128亩空地辟为运动会会场。
运动场内建田径赛场、400米标准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及棒球场，并仿照国外运动场模式，建万人大看台和司令台，这些均在最短时间之内，夜以继日地完成。只有游泳池，实在没地方也来不及建了，只好借用位于钱塘江畔二龙头上的之江大学游泳池来举行赛事。
各项工程在大会开幕前半个月才基本完成。当时主办者建此体育场，不光是为了这次全运会，还想一劳永逸地建成一个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运动场。
当时杭州市政府还决定，将通往体育场的宝善桥至沈马桥（现民航售票处）的道路命名为“体育场路”，两侧则为健康东路和健康西路，以资纪念欧宝电竞。现体育场路东西两端已分别延伸至环城北路和曙光路，是杭州城内的主干道之一。
全运会开幕前，3月16日至18日在刚建好的体育场内，还召开了第一届浙江省运动会，一来检验场地设施是否完善，二来选拔本省运动员参加即将到来的全运会。
1930年4月1日，全国14个省、7个特别市及华侨团体共22支队伍，1640名男女运动员齐聚杭州梅东高桥体育场，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开幕。开幕式先鸣礼炮十二响，举行升旗礼。5000名杭州市小学生演唱欢迎歌、表演欢迎操，同时派飞机在会场上翱翔并散发传单。
场内5万多名观众观看各个运动队举旗绕场一周，运动员们身穿不同颜色服装，均气宇轩昂。如白衣黑裤的广东队、红衣灰裤的香港队、黄衣黑裤的南京队、白衣蓝裤的浙江队等，其中江西队的女运动员头上还系着一条粉色缎带，格外醒目。
这次全运会的比赛，男子设田径、全能、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体育、棒球等8个项目，首次设立女子田径、篮球、排球、网球等4个竞赛项目。运动会裁判、工作人员均由国人担任。竞赛规则，除女子篮球和掷棒球外，均以远东运动会竞赛规则为依据。
赛场上各个项目竞争均十分激烈。因当时计时设备比较落后，导致在女子4×200米接力赛时，出了状况。当时广东队与哈尔滨队在进行女子4×200米接力赛时，前3棒均由广东队领先，到了最后一棒时，哈尔滨队的孙桂云飞奔赶上，与广东队员几乎同时冲过终点，裁判无法判别，只好决定第二天两队重赛。这引起两队队员的不满，最后投诉到会长戴季陶那里，戴季陶说南北两队势均力敌，都得第一。这样该项目最终产生了两个冠军体育。
总的来说，除上海、广东、香港外，当时北方运动员的整体水平要高于南方。但因为这次全运会在杭州这座南方城市召开，北方运动员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点吃亏。如女子50米预赛时，哈尔滨选手吴梅仙因听不懂南方人的发令号而犯规被罚，导致情绪低落，影响了发挥。
不过远道而来的北方观众，热情却非常高。在足球赛场上，只要有辽宁队上场，看台上辽宁啦啦队人手一杆印有“辽宁”两字的三角小旗，脖子上挂着一个小木鱼（这恐怕是杭州最易买到的会响的物件），一旦辽宁队进球或踢至紧要关头，他们便猛摇小旗、狂敲木鱼，震撼全场。
这次全运会最牛的是飞机送报，即上海报社每天清晨雇飞机，将刊有前一日比赛新闻的《图画时报》从上海送到会场，分发给运动员和观众。这些图文并茂的信息，是现场记者拍摄和采写后空运到上海，由报社连夜印制而成，在运动场上大受欢迎。
通过竞赛和媒体报道，这次大会产生了好几位运动明星，如获100米、200米、400米短跑冠军的辽宁运动员刘长春，被称为“东北短跑怪杰”，后来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是首位参加1932年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这次破全国纪录的万米长跑冠军赵德新，也是辽宁选手，他与刘长春均为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后代表中国参加东京远东运动会。
本次全运会上最耀眼的体育女明星，是哈尔滨队的孙桂云。她夺得了女子50米、100米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还以最后一棒为哈尔滨夺得4×200米接力赛冠军。孙桂云不仅被称为“中国第一短跑女选手”，还长相甜美，每到一处，赛场内外要求签名合影者蜂拥而至，并成为当时各种报纸杂志争相刊登的封面人物。
有一位身高2米，如鹤立鸡群般的天津男排运动员，名叫张锡祜，是南开大学创办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儿子。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张锡祜壮烈殉国，年仅26岁。这次杭州全运会有幸留下了这位抗日英雄青春矫健的身影。
杭州的民国第四届全运会，规模及影响力均远远超过前三届，还出现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面全运会会旗与会徽。会徽中间是一个36齿的齿轮，喻意当时的36个省市；下面的水波纹，表示全运会赛址——杭州的钱塘江水；会徽的红、绿、蓝、白、黑五色，代表世界五大洲。
杭州的西湖与钱塘江，一个波澜不惊，一个潮起潮落，却都是体育运动的胜地，可奔跑于山水间，或遨游于浪涛中。因此，除官方举办的体育场上的运动会外，杭州的民众体育运动更具地域特色。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湖环湖马路完全建成后，1932年开始，浙江省民众教育馆就组织民众进行环湖赛跑。路线从民众教育馆北门（现湖滨一公园）出发，沿圣塘路、北山街（或白堤）、苏堤、净寺、长桥、清波门、涌金门，最后回到民众教育馆，全程10000米左右。
环湖跑全程360度无死角的西湖美景，不仅吸引了杭州跑者，而且连外地长跑爱好者也纷纷参加。1935年环湖跑的最佳纪录是35分46秒6，由私立上海中学田径队的王正林创造。自此，该项运动一直延续至今，是“跑过风景，跑过你”之杭州国际马拉松赛的前身。
不过这“最美马拉松”也有个“美丽的烦恼”，即跑过苏堤六桥时，连续6个急上急下，运动员平稳的节奏完全被打乱，即使有些专业运动员跑完后，也感到“美不胜收”。所以现在杭马线路避开了苏堤，跑向了钱塘江。
1933年4月14日早晨，一场从上海到杭州的特殊长跑赛开跑，起点是上海老西门方浜桥的陈英士纪念塔，终点为杭州湖滨的陈英士纪念塔。
这场由上海白虹田径赛队主办的，全程216公里的沪杭超级长跑，起止点的设置很有意义。陈英士即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领导者，又是光复杭州的策划与指导者，所以两地都有他的纪念塔，而且都是地标性建筑。
杭州的陈英士纪念塔，还是由上海艺术家创作并运至西湖边的。这两座相聚200多公里的同名纪念塔，风格各异，地域环境也大不相同，以长跑形式将其连接，亦可体现革命成功的不易与艰辛。
这次沪杭长跑分4天跑完全程，第一天达漕泾，第二天达海盐，第三天达海宁，第四天达杭州。参赛者原为18人，被称“十八罗汉”，中途7人因伤退出，最终有11人到达终点。冠军为上海白虹田径队的黄胜白，总计时21小时21分27秒。
“弄潮儿”是浙江人“勇立潮头”之开拓精神的代名词，也是一项钱塘江上古老的运动项目。钱塘江“潮甲天下”，历来汹涌难测。当年秦始皇到此，见“水波恶”，只得绕而渡之，可见钱塘江上“弄潮”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武林旧事》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这种江上“弄潮”之风，从宋代一直延续了下来。
1934年8月5日上午9时，5万多名杭州市民聚集钱塘江边三廊庙“浙江第一码头”，等待“弄潮儿”从对岸西兴码头，劈波斩浪，横渡钱塘江而来。这是杭州业余游泳爱好者组织的长风游泳会和长风游泳队，与上海中青年游泳队一起发起的横渡钱塘江表演赛。
24名“弄潮儿”在全程1600多米的江面上冲波逐浪，你追我赶，角逐激烈。值得一提的是，游泳健儿中有很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年龄最小的是杭高附小13岁的沈继兴。这些少年勇士无惧风浪，奋勇向前，最终不仅全部横渡成功，还都获得了较好的名次。
西湖的微波，钱江的巨浪，构成了杭州之美，而体育运动的融入与发展，使她美得更有活力，更丰富精彩。
